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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7-07 00:05:38

                                                          根据基本法,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规定,行政长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级法院法官。这一规定简洁明了,任何人都不会不理解。同时基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香港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把这两条合起来理解:首先,法官的任命权或不任命权在行政长官;这项权力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其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独立委员会有推荐权,行政长官应在该委员会推荐名单中作出任命决定。再次,推荐权不能演绎为决定权,行政长官有权不接受该委员会作出的推荐,要求其重新推荐,直至行政长官接受并作出任命。说到底,只有行政长官有权任命法官。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香港国安法关于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在指定前可征询特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规定,与基本法有关规定在法理上是一致的,是行政长官权责范围内的事项。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是在已经按照基本法规定作出任命的法官当中来指定,不存在重新任命另外一批法官的问题,而这些法官在任命前已经上述独立委员会推荐,也就无需再推荐。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国安法规定特区须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不是特首一人的机构,还有中央派出的顾问,是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监督问责的、负责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特首在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时征询该机构的意见,也是理所应当的。除此而外,特首还要征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这就更加体现了国安法尊重和维护特区司法体制的立法精神。因此说,李前大法官的担忧可以不必了。

                                                          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发表了他的看法,主要认为,该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随即,呼应此一观点的声音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某些学者乃至某些立法会议员当中陆续发出。看来,李前大法官的观点有其代表性。对这样一个涉及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严重指控,我们不能不依据基本法作出回答。

                                                          李前大法官还说,行政长官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因此不适宜指定法官。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由总统担任,但这并不影响他行使提名和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这里必须说清楚,行政长官并非针对具体案件挑选法官,具体个案中由哪位法官负责审理是由司法机构按程序决定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行政长官被基本法赋予了“双首长”的地位和职责,是特区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由她或他来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而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本身就是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6例,治愈出院22例,在院治疗4例。

                                                          新增确诊病例在丰台区。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司法独立”有其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在香港,这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这就是说,司法独立就是指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干涉,司法人员的履职行为不受法律追究。为了保障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法规定了众多保障措施,包括法官任期保障、经济保障等。但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就有权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合法制约,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可以变成一个自把自为的独立王国。司法机构如何组成,这就不是司法机构可以自行决定的,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就是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尽管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终审权,但其司法机构仍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它的案件管辖范围和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都由基本法作出明确限定。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还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和解释必须遵从。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申,司法独立绝不是“司法独大”,更不是“司法至上”,翻遍基本法,找不到基本法是香港“小宪法”的依据,更没有赋予香港法院“宪法性管辖权”的规定,李前大法官是香港法律界、司法界的“领头羊”,应该知道言必有据,方为正道。

                                                          新增确诊病例胡某某,男,46岁,浙江温州人。当地时间7月3日18时45分乘坐CA910航班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飞往中国,于北京时间7月4日7时21分抵达沈阳桃仙机场。按照入境人员疫情防控规定,机场海关采集鼻咽拭子和血清标本后,在防护措施下转运至指定酒店进行集中医学隔离观察。7月4日18时58分沈阳海关反馈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立即转运至省集中救治中心沈阳中心隔离治疗。经沈阳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复核结果为阳性。7月5日,结合临床症状,经省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确诊病例,目前病情平稳。该患者入境后采取闭环管理。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全市有15个区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具体为平谷区自有疫情以来无报告病例、延庆区164天、怀柔区150天、顺义区148天、密云区145天、石景山区21天、门头沟区20天、房山区20天、东城区19天、通州区15天、朝阳区14天、西城区13天、海淀区10天、昌平区10天、大兴区5天。7月5日0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1例境外输入(来自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病例,属普通型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境外输入,来自俄罗斯),为沈阳市报告病例。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7月5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7例,治愈出院150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5例。累计追踪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4419人(含境外输入病例密切接触者),尚有1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